六岁那年夏天，父亲把一辆蓝色的小自行车推到院子里。车座比我的腰还高，我爬上去时车身晃得像喝醉的鸭子。父亲在后面扶着车座，我拼命蹬着踏板，车轮歪歪扭扭地碾过晒谷场上的稻谷。后来他悄悄松了手，我骑出去十几米才发现身后没人，吓得连人带车栽进路边的草垛里。那辆自行车后来跟着我们去了很多地方。后座上绑着母亲的布包，里面有水壶、饼干和一张地图。父亲说，车轮滚过的地方，都算旅游。
那年秋天，我们骑着车去三十公里外的水库。路是碎石铺的，颠得我屁股生疼。父亲在前面哼着不成调的歌，母亲坐在我后座上，时不时伸手扶一下我的车把。路过一片柿子林时，母亲跳下车，跟守林的老人说了几句话，老人笑着摘了四个红柿子塞给我们。柿子甜得腻人，汁水顺着下巴淌下来。我们坐在水库大坝上，看着水面上跳动的阳光，谁都没说话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旅游不是要去多远的地方，而是路上有人陪你吃一个甜到发腻的柿子。
后来我上了中学，开始自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。最远的一次，沿着国道骑了整整一天，去看一座据说有千年历史的石桥。桥确实老了，桥栏上的石狮子被风雨磨得看不清面目，桥下的水却清得很，能看见小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。我在桥上坐了一个下午，看桥头卖豆腐脑的老奶奶给每个客人多舀半勺，看放学的小孩在桥墩下摸螺蛳。天黑前我骑车回家，膝盖酸得打不了弯，但心里装满了桥下那汪清水。原来一个人旅游，是去别人的日子里坐一会儿。
工作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，是坐火车去云南。火车在山谷间穿行，隧道一个接一个，光明和黑暗交替着砸在脸上。对面铺位的老太太从昆明上车，要去瑞丽看她的孙女。她掏出一包酸角分给我，说这是她儿子在景洪买的，酸得倒牙，但回甘长。我嚼着酸角，看她从布袋里摸出毛线，开始织一双小小的袜子。窗外闪过成片的芭蕉林，叶子在风里翻出银白的背面。我忽然想起父亲骑车时哼的歌，那首歌没有词，只是一串随意的调子。旅游大概也是这样，重要的不是风景，是那些偶然遇见的人顺手递给你的一点甜。
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也买了一辆蓝色的小自行车。他学骑车时摔了三次，第四次终于摇摇晃晃地骑出去二十米，回头冲我咧嘴笑，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。我在后面追着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却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。那年夏天，我们推着这辆自行车去附近的公园。公园里有一条环湖的小路，他骑在前面，我和妻子在后面走。湖边的柳枝垂到水面上，风一吹就荡出细碎的波纹。他骑累了，把车靠在长椅旁，蹲在湖边看一只蜻蜓落在芦苇尖上。我们谁也没催他走，就那么站着，等蜻蜓飞走，等夕阳把湖面染成橘红色。那天的旅游没有地图，也没有柿子，但孩子的笑声落在车轮碾过的每一寸土地上。
如今我偶尔还会骑那辆旧自行车出门，去郊外的河边坐坐。车链子涩了，蹬起来吱吱响，像在说从前的事。河边有人在扎帐篷，有孩子在放风筝，风筝线绷得紧紧的，飞得又高又稳。我想起父亲，想起水库大坝上的阳光，想起云南火车上那包酸角，想起我儿子蹲在湖边看蜻蜓的背影。这些画面隔着不同的年月，却都落在自行车轮子画过的弧线上。旅游这件事，说穿了不过是把日子过到别处去，再带着别处的味道回来。车轮滚过的地方，都成了心里存放风景的架子，一层一层，码得整整齐齐。
